在苏东前政权垮台之后的上世纪最后十年间，在这些国家里出现了一股重新埋葬一些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的浪潮。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些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极强的政治意义。这些意义包括对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包括对主权的诉求。

《遗体的政治生命——重新埋葬与后社会主义变迁》　[美]Katherine Verdery著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在政治舞台上，与死亡有关的一些事项可以成为游戏。在现实生活里，死亡自是悲哀的事情。尽管有些人的死亡可能引起人们额手称庆，但就死者的家属而言，哀伤是自然的。然而，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意识到死亡并对死亡有所思考，这在人类的演化史上意义非凡。世间万物，大概只有人类才意识到自己必死，也因为知道自己必死，人类才有了对生前死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本体论问题和“存在”的意义的思考。人类也因此而有了宗教。所以，已故美国人类学家纳帕波特（Roy Rappaport）曾说过类似的话：意识到死亡是人类进入人文演化（humanity evolution）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能否意识自己必死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分野。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我们可以加上一句，意识到死亡并恐惧死亡使人类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所有动物对危险都有本能的反应，但只有人类才会有“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

　　然而，意识到死亡并不等于接受这一现实，谁也不愿意去设想自己处在一种永恒之无意识的虚空之中。因此，人类对死亡就有了许多的解释。这些解释有超自然的，也有科学的。相较之下，科学在这方面的解释有些冷酷，所以，即便在科技发展如此昌明的今天，各种宗教依然有着生存的空间。宗教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多少给人们一点安慰。然而，也就是在解释死亡这一点上，衍生出了太多的意涵；死亡实在是为各种宗教与文化承负了太多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人类在意识到死亡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对死亡的神秘之感，这种神秘感导致了对死亡的崇拜。

　　正因为人们普遍对死亡存在着焦虑、恐惧，并怀有神秘感，围绕着死亡的一切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员的政治资源。正因为死亡可以生产各种意义，政客们也就对此情有独钟。人类学家注意到，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民众和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过去或者当今的死亡现象和政治人物的遗体、遗骸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争夺；它不仅为历史上的陈年旧账翻案，以此来表达强烈的政治诉求；它还是社会动员的有效器具。利用它，政客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民众来达到对过去制度的彻底颠覆和满足自己的私欲。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家Katherine Verdery 1999年出版的《遗体的政治生命——重新埋葬与后社会主义变迁》（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Reburial and Postsocialist Change）一书，就是试图通过分析苏东国家在政治剧变之后， 社会上所掀起的对历史人物的遗体、遗骸重新进行掩埋的浪潮，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和话语，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活动的社会意义与象征意义又是如何，以及掩藏在这些活动之后的社会心理动机又是什么，等等。

　　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可能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姑且不论原有体制在这些国家顷刻之间轰然坍塌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国家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一度在地球上给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来希望与光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为在自己国家建立这样的制度而不惜赴汤蹈火的慷慨悲歌之士。这些政权垮台的原因当然很是复杂，本文无意对此进行铺陈。然而，这些政权的最终归宿却可以警示世人：任何一个政权如果缺乏一种对其制约与监督的有效机制，恐怕迟早都要走到这样的结果。苏东国家究竟给人类历史带来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大体可以有个设想。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这些宣称以建立平等社会为己任的政权，到了后来都在自己的国家里制造特权；他们倒行逆施显然远甚于此。否则，那里的人们怎么会在这些政权垮台之后，进入一种近乎狂欢的状态。近些年来，揭露出来的当年发生在这些国家里的一些事情听来令人发指。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标榜代表被压迫人民利益的政权和政治家们会视本国民众的生命为草芥，滥杀无辜，动辄把人投入集中营或者发配到遥远的边疆。精神病，成了这些国家对公民进行残害的合理借口。今天，我们知道，前苏联甚至有过民族杀戮。斯大林政权可以某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境内的一些民族从他们世代生存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在武力的胁迫下整个地进行族群迁徙。

　　这些通过给人们带来美好憧憬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政权，最终却沦落为制造等级与特权的机器与社会渊薮，完全走到了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如此之大的反差自然使民众在这些政权崩溃之后雀跃不已。在公开场合戳穿骗子总是令人兴奋的，更何况这些骗子还都披着华丽的外衣！尼采在他那有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自问自答，仿佛为当年的苏东国家政权做了个注脚：“国家，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个谎言！”（The State， what is the State？  The State is a lie！）

　　如此说来，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前政权垮台之后的上世纪最后的十年间，在这些国家里出现了一股重新埋葬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的浪潮。这些活动有些是新生政权首肯或者自己直接主导操盘，或者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极强的政治意义。这些意义包括对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包括对主权的诉求。更有人以此来为传统的君主制度招魂。当然，不可能有人希望回到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却为这些民族确立了一些独有的象征和传统；而作为象征，它的意义一定是多重的，人们对它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理解。但是，这些不同和具体的理解却又是在某种相似的基本理解框架之内产生的，如基督徒对十字架的理解。一旦在理解上“统一思想”，象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与生命而成为一种符号。因此，象征的存在有助于集合和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对取而代之的权力而言，君主制时代所确立的象征也就因此在当下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新兴的俄罗斯之所以把帝俄的双头鹰定为国徽的主要图案，其用意即在于此。

　　《遗体的政治生命》一书列举了主要发生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较大规模的重新掩埋活动。这些活动通常伴随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或者游行。此外，作者也描述和讨论了发生在俄罗斯的有关列宁遗体是否继续保留的争论，以及与此不无关联的有关末代沙皇一家遗骨的重新埋葬问题。通过把这些作为研究题材进行发掘，作者论证了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的一些面向；并试图告诉我们，那里的人民如何通过一些神圣和象征的方式来重新进行自我定义，以及对历史，对他们自己的世界重新进行理解。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新的政治秩序确立的关口。

　　作者首先关注了这些国家民众拆毁与置换政治雕像。她认为，人们对待雕像的态度实际上同对待遗体差不多，因为作为政治雕像的历史人物原型为具体的血肉之躯。浇铸雕像如同在阻止遗体的腐败过程，改变了死者的世俗性，将之带到一个偶像才有的神圣和没有时间存在的永恒界域。因此，亵渎一座雕像不啻是参与了破除偶像的大历史。捣毁一座雕像就是把具体的个人拉下神坛，复归“常人”——他或她的存在与意义被时间所限制。有时，亵渎雕像意义如同鞭尸，克格勃的前身，前苏联“契卡”的创始人，波兰革命家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在莫斯科和华沙就遭到了如此待遇（P.12）。众所周知，捷尔任斯基生前在俄国从事革命，当不致有对不起他的祖国波兰或者波兰人民的地方。所以，他的雕像显然是因为被视为极权的象征符号，在那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中首先遭受厄运。有些国家，如匈牙利，则把首都布达佩斯的众多的政治雕像搬离基座集中一处安放，并把那里辟为雕像公园（statue park），成为人们休憩和铭记历史的场所。政治雕像在去政治化之后成为某种艺术作品供人欣赏，这也是政治过程的结果，它标志着死者的政治生命及其所代表的制度的终结。莫斯科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同样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并未将所有的政治雕像去除。列宁的雕像依然矗立在十月革命广场中央。在东柏林，所有民主德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英雄雕像被拆卸一空，唯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没被推倒。

　　在推倒标志着这些政权的雕像和纪念碑的同时，一些在社会主义时期被捣毁的历史人物的雕像又被请回到了基座上。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情绪可谓百味杂陈。在俄罗斯，人们将彼得大帝和沙皇尼古拉的雕像重新矗立起来还情有可原的话，有些罗马尼亚人试图为二战时期的法西斯领导人——1946年被处死的安东尼斯库（Ion Antonescu）——树立雕像就令人费解。当然，此举在罗国内引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甚至波及了美国政府内部（P.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剧烈的政治变故之后的这些国家，也不见得处处光明；相反，我们还不如说是泥沙俱下。但这种情形却也可能昭示，对过去的缅怀与追念的所谓“怀旧”（nostalgia）并不见得真的愿意回到那个时代；追念“过去”往往是对现实或者“当下”不满的表达。同时，我们也可以体察， 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也如同其他性质相类的政权坍塌一样，使得原先被这些政权所镇压的各种政治势力有了死灰复燃的一线生机。

　　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也通过对雕像的争夺而表现出来，这时， 不同政治诉求的党争可能在雕像是否被迁，或者被请下基座的雕像重新矗立起来，而激化或者缓解。原苏联境内一些新的民族国家里的一些政治团体，并没有否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积极意义，所以对如何处理大量的列宁雕像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列宁的一些雕像因此而得以保留在这些国家，或者经过民主表决之后重新被请回到原先的基座上。

　　例如，1991年，中亚的塔吉克斯坦议会就曾以投票的方式决定重新树立起列宁的铜像，并责令那些推倒铜像的人支付所需费用。（P.6）

　　无论如何处理政治雕像，在处理它们的过程中，人们总有一些行为如同对待死者。例如，在亚美尼亚的首都，人们将列宁铜像拆卸装车之后，车子按当地葬俗绕场三圈，围观的妇女纷纷按习惯向卡车抛松枝和硬币，仿佛车上躺着的是人的遗体。在蒙古，斯大林的铜像被推倒拉走之后，当地居民赶紧在原先铜像矗立之处喷洒牛奶。他们相信，这样做能防止愤怒的恶灵回来伤人。这些仪式性行为都是当地举行葬礼时举行，或者祭奠死者的；按人类学的话来说，都是处理现实世界与超自然世界关系的行为。铜像被赋予超自然的意义是因为它们与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人物有关联。因为所体现的人物不在了，铜像才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色彩，所以人们也用对待超自然世界的方式来对待它们。职是之故，作者也将搬迁拆卸铜像的活动与众多的遗体搬迁和重新埋葬的活动并在一起，谓之“遗体的运动”。铜像，在这个意义上俨然如同死者的遗体。

　　如果按现行网络流行语，应当是“遗体之被运动”。在作者看来，这类活动是一种发生在政治动荡时代的重要象征。在历史上，这类活动也曾在不少地方发生过，发生的年代在所在国家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作者不仅用了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国家的案例，也用了历史上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同样现象，来揭示这些活动多重的政治象征意义。作者认为，上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这种活动所象征的是当地民众参与民主化进程与建构市场。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理想的载体，从而可以整合与重建民众的意义世界（universes of meaning）并重写他们的历史。与其他的无生命之物不同，遗骨或者遗体曾经有过生命，能够言说与活动。他们的话语与事迹可以在身后被重新诠释与镌刻；他们因此可以在令人思想混乱的时局里被塑造成不同寻常的雄辩的象征。匈牙利人民对纳吉——这位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处决的前匈牙利领导人重新进行安葬，表明了匈牙利人民对那场风波的重新评价，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于是，除了对过去的那些曾经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无法见容于苏东集团国家的政治人物的遗体、遗骸、骨灰进行重新掩埋之外，东欧国家也大量地将葬身异域的知名人士的遗骸运回故土。这些名流当中，大量的是艺术家和当年闻名遐迩的“异见”人士。所有这些并不一定都发生在苏东集团国家坍塌之后，前苏联出于对俄罗斯名人的尊重，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试图从国外运回那些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英雄”的人物遗骸，例如，世界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宾（Fyodor Chaliapin）。出身农夫的夏里亚宾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迄今止，他的艺术成就在全世界的男低音和男中音歌唱家里，无出其右者。夏里亚宾因在1911年的一次歌剧演出后率剧院全体演员向包厢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行跪拜之礼，而无法见容于俄国文化知识界，并因此而去国；十月革命之后在高尔基说服之下才回到祖国。1921年，夏里亚宾与苏维埃政权彻底决裂再度去国，从此他滞留海外直到去世。他甚至不愿意死后葬身于前苏联境内。为了让夏里亚宾魂归故里，前苏联政府曾同海外俄罗斯人社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最终，不得不以大量的金钱收买了这位歌唱家的后人，才得以将他的遗骸运回国内安葬。在重新掩埋的过程中，夏里亚宾可谓是极尽哀荣。这一事件使我们看到了一丝迹象，那就是前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已经有所放松，开始寻找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文化象征。这又何尝不是该政权已经感到病入膏肓之后的一种治疗和试图恢复的方案？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将葬身异域的音乐家的遗体运回本国安葬，并为他们举行隆重的仪式。匈牙利、立陶宛、波兰、捷克等，分别把葬在美国、德国、瑞士的一些著名作曲家的遗骸运回国内重新安葬。除此之外，东欧各国也尽量将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遗骸、骨灰等运回国内。这些人并不仅仅是那些在社会主义时期出逃者和被流放者，他们之中还包括了一些“二战”时期因反抗本国法西斯政府（如罗马尼亚）和纳粹铁蹄下傀儡政府而死在异国他乡的反法西斯战士。大量的类似事例表明了这些国家重建国家文化的努力。具有自由思想意志的作曲家和艺术家的遗体重新被请回掩埋，说明人们已经把这些人尊奉为反抗极权的斗士和象征；同时，他们的贡献也通过这些仪式活动重新获得国家和民众的认可和尊重。

　　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而言，发生在东欧和俄罗斯的一系列重新掩埋政治、文化名人的遗骸、残骸，以及推倒和重建代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的各种雕像——如果有什么可以将这些现象统合在一处的话，那应当就是这些雕像和遗体所拥有和代表的“声望”（renown）。换句话说，通过重新掩埋、推倒与重建，以及人们对此所给予的关注，标志着社会知名度（social visibilities）和价值的改变，它构成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准确地说，这些被重新掩埋的死者和被推倒和重建的雕像所代表的人物，在他们去世的时候，都已经达到了与一定的社会价值相联系的社会知名度，而这些价值曾经萎缩或者被压制。通过重新掩埋、亵渎或重塑雕像，参与者表达了对后来普行的、取代这些价值的另一种价值的对抗。因此，迁移苏东集团时期代表当时政权人物的遗骸，亵渎、推倒他们的雕像，表明了另一种价值观下的社会知名度的上升，而抬着知名人物的遗体遗骸游行则是利用这些死者的行状重新评价国家与民族的过去。

　　总而言之，苏东国家集团解体之后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一系列与政治人物和名人遗体遗骸有关的活动，是仪式性的操演，因此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中所昭示的价值与向往，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无疑表明社会评价与价值，无论是文化价值或者社会与政治价值，正在经历着一种标志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