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在当下中国已很平常，可说是无日不有。但为什么花都和乌坎的群体性事件仍会引起那么多的热议呢？原因无它，无非当地政府的应对与众不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通用模式，是传统维稳模式。传统维稳就是大棒加胡萝卜，要么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用钱摆平；要么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压制。花都当局与陆丰当局则一定程度上跳出了这个迷局。在花都，警察没有对上街游行的讨薪民工围追堵截，而是警车开道，仅限维持秩序。在陆丰，政府虽事先获知村民游行的消息，但并未强行阻止，游行有条不紊。

原来，应对群体性事件还可以有这样的态度，即可以更从容，更平和，更柔性，而不一定非那么生硬不可。难怪会一时舆论大哗。可见传统维稳模式该是如何的荒腔走板，以至于不需要太多制度创新，只要对传统维稳模式偏离一点点，向着人类正常思维靠近一点点，立马就会形成鲜明对照，让人有惊艳之感。

这实际上反应了人心所向，即公众对传统维稳模式的不满已到沸点；对传统维稳模式拨乱反正，因而已到刻不容缓之际。

维稳力度近年一直在加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却并没有递减，反而一直呈递增态势，这已经意味着传统维稳模式的失败。这失败很正常。新时代需要新的治理机制，因为，在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权利的敏感不是以往任何时代所能比拟的，治理机制必须要跟得上这代人对权利的需求。

传统维稳模式至此走到尽头。其最大弊端，既不在经济成本之高，也不在如何掩盖矛盾而导致矛盾的累积和升级，而在于其本质上是权力本位。作为权力本位的传统维稳模式，天性上就不可能尊重权利，而往往把公民对权利的追求当作假想敌。欲求传统维稳与公民权利兼得，无异缘木求鱼。

而公民权利，是一个社会最好的防震器。我们常常说要动态稳定，这里的动，应该主要就指权利的流动。只有在流动之中，权利才是活物，也才会生生不息。停止了流动，即意味着权利的死亡。而在权利的一潭死水中，权力必然腐败。用权利冲洗权力自身的微病毒，使其不至于以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威胁社会稳定。这种基于权利充分流动的稳定，才算是真正的动态稳定，也才算真正的秩序。

从这角度考察乌坎事件和花都事件，不难发现，它们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奥秘，无非比传统维稳多了一点对权利的尊重。如果说它客观上有着对传统维稳拨乱反正的作用，那无非是拨权力之乱而返权利之正，即返权利流动之正。乌坎和花都都迅速归于平静，天没有塌下来。这不奇怪，乌坎和花都的老百姓，要求并不高，无非想找个讲理的地方。权利的流动让他们找到了，他们就满意了，就可以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了。乌坎和花都这样，其实全国也都这样，只要权利能够流动，就一定能找到讲理的地方，老百姓就一定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相反，哪里固守传统维稳模式，非把权利桎梏起来不可，哪里的人心就一定不能安顿，早晚都会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