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决定》（以下简称防治法）日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开始实施。职业病防治法主要起草人之一、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黄汉林表示，2011版防治法的突破比较多，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对职业病定义的修改，并将随之带来职业病目录的“扩容”。诸如过劳死，长期视频作业导致的眼部损伤，职业性腰背痛、颈椎病、鼠标手等白领易患疾病都有望纳入职业病目录。

客观讲，我国的职业病病种相对单一，职业病目录也相对狭小。以往职业病针对的是特殊岗位，比如高辐射、高污染，并不普适于一般劳动者。此次修改，办公室疾病有望纳入其中，使职业病防治由“特指性”回归到“普遍性”，由“直接伤害型”演变为“间接积累型”，是立法思路的一次很大转变。这一转变，回应了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主流职业方式所产生的新问题，正面价值显而易见。但在立法增加权利之后，实际工作中还要注意回避“虚设权利”的问题，就是权利能否实现的问题。

“权利虚置”的例子其实很多。从宏观的角度讲，民法中的侵权法明确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健康权。但人们对很多损害自己生命健康的行为几乎无法主张权利。比如地沟油、空气污染以及很多食品安全的事件。换句话说，法律虽然赋予了你权利，但由于缺乏实现权利的现实途径，一些权利是空置的，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无用。当然有权和无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有权在理论上至少意味着你还有“诉权”，如果无权，那么连“诉权”也不存在。

再比如欠薪入刑，法律通过已经一年了，面对普遍而严重的欠薪事实，媒体报道的案例仅有两三起，而且审案法官说这还是大胆尝试。这说明，法条缺乏操作配套，往往会被闲置。

这一点在职业病上也很典型。比如鼠标手，恐怕并没有准确定义，落实肯定是个问题。另外，职业病鉴定是落实职业病保护的关键环节，问题很多也很大。前段时间，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与鉴定问题直接相关。所以，在立法扩容权利的同时，如何使法律规定的职业病项目真实落地，如何建立起一套人性而公正的鉴定体系，还需要立法者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权利就很可能只是文字上的权利。对每个人来讲，权利只能说和看而不能用和变现，这样的权利意义不大。